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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特情适用的若干争议焦点研究

更新时间 2010-12-30 14:30:46 点击数:

    刑事特情适用的若干争议焦点研究
陈晓辉(湖北警官学院 侦查系,湖北 武汉 430035)2010.Ⅱ法学研究刑事特情的原始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 据史料记载, 夏代就出现了派人秘密深入到异国内部进行 “间谍”活动而获胜的事例。 公元前 6 世纪,我国著名的军事专家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详细论述了“用间”的适用范畴。 用间发展到今天,成为刑事特情的主要渊源。 但是,对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刑事特情, 理论和实务中争议非常大。 基于此,笔者对刑事特情适用中存在的若干争议焦点问题进行阐述,以求服务于我国侦查工作。
    一、刑事特情适用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合法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合法性被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规范,或规范系统;狭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或政治秩序。
    从字面意思讲,合法性暗含的意思是“对某一个‘法’的符合程度”,主要被用来描述某件事物没有触犯法律。 与合法性相对应的是非法性。 研究刑事特情,首先需要研究其适用的合法性,即刑事特情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符合程度,是否触犯我国法律的规定。
    新中国的刑事特情适用, 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锄奸保卫工作。 1938 年,党中央在延安建立警察队时,就开始使用“联络员”来协助警察工作。 1949 年第一次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上和 1950 年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上,经党中央批准,特情开始应用于刑事侦查领域,并正式改称为“刑事特情”,但同时也有称“教育使用力量”或“工作关系”的。 1953 年 9 月的第二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提出了“有计划、有重点地针对专案和在复杂地区、场所、特种行业、重大嫌疑分子周围建立特情……。 ”1963年,公安部制定了《刑事侦察工作细则(试行)草案》。 1981年 3 月,公安部下达了《刑事特情工作细则》(试行办法)。
    1984 年 8 月,公安部正式下达了《刑事特情工作细则 》,这是刑事特情工作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正式 “法规性”文件。 2001 年,公安部制定下发了《刑事特情工作规定》,对新时期刑事特情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我国刑事特情的产生和发展来看, 刑事特情适用的合法性问题不容置疑。 我国现阶段适用特情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安部发布的有关工作细则或者规定, 公安部发布的这些规定属于什么性质呢? 从立法的位阶上考虑,根据《立法法》第 71 条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公安部属于国务院的直属机构, 可以在本部门权限和管理范围内发布部门规章,但是这种规章必须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那么,公安部的规章是否属于这个范围内的事项呢? 尽管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属性还存在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争议, 但是对于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以及其活动属于行政活动则基本没有太大的异议。 公安机关侦查权的主要依据就是《刑事诉讼法》。 因此,公安机关为了执行法律规定的侦查职能有权制定部门规章。
    刑事特情适用符合合法性的要求, 是国家公安部门根据法律规定的要求和程序发布部门规章的活动。 除了公安部的部门规章以外, 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通知的方式确认了刑事特情的存在。 2000 年 4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该通知在第二点第三部分“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中认定:“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 我国检察系统的学者也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也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特情”队伍。[1](P294)
    不过,由于刑事特情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且容易误用,因此学界认为应当借鉴国外做法,将相关规定“升格”———由部门规章升格为法律且公开发布, 这样就避免了法律依据层次较低、法律效力不公开引发的争议。
    2005 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交了《关于提升纪检监察部门反腐能力的建议》,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可用线人、卧底反腐。 该建议中提出:一方面聘请社会特约监督员当“线人”进行暗访,另一方面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安排纪检监察人员进入腐败高风险单位直接“卧底”侦查。 其实早在 2003 年 10 月 31 日,第 58 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50 条“特殊侦查手段”第一款中就明确规定, 允许各国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 这里的特工行动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特情,但是也有某种相通之处,我国在 2003 年 12 月即正式签署了该公约。
    二、刑事特情适用的必要性问题研究
刑事特情适用的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在国家相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等)规定有具体侦查措施的前提下,还需要适用一个部门规章规定的措施? 从根本属性上讲,刑事特情的存在意味着它能够满足国家侦查工作的需要,能够保障刑事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特情的存在是刑事侦查的客观必然,刑事特情必须依附于刑事侦查,“这种存在 , 在形式上依赖于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实质上是人们对这种客观实在物的发现和利用。 ……这种事实说明它是一种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人们可以发现和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和达到某种目的。 ”[2](P80)刑事特情的诉讼价值就是满足了司法的需要。 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刑事特情的诉讼价值应当是实现这一刑事诉讼目的,满足这种诉讼需要。 “公正、效率的本质应是统一的,统一的都复归于正义”。[3](P134)
    刑事特情与公正、效率的诉讼价值目标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刑事特情的适用必须体现这两个价值目标。
    早期的刑事特情适用范畴主要局限于军事活动。 从早期的军事斗争手段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刑事侦查手段,刑事特情最重要的改变体现在程序价值上。 程序价值首先体现在其适用范围和程序上的严格规定。 我国建国初期,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提出:“对付土匪、盗匪、封建流氓组织,允许采取特情工作。 ”根据公安部《刑事特情工作细则》的规定,各类刑事特情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主管领导。 具体地说,情报特情和控制特情,报经市、县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的负责同志批准; 专案特情的批准权与批准立专案侦察的权限相同;在服刑、劳教的犯罪分子中选建刑事特情,报经地、市公安处、局刑侦部门审核,征得司法部门的劳改、劳教单位领导同意,报主管处、局长批准,履行必要的手续;物建一般境外特情,报请地、市公安处、局长批准,重要的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长批准,特别重要的报请公安部批准。 凡正式建为境外特情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总报公安部备案。
    我国当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刑事特情适用方法,但是却没有具体规定刑事特情的适用范围。
    结合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我国应该对刑事特情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法律规定和限制, 如只能是针对特殊而且重大的犯罪活动。 美国司法部 1981 年制定的 《关于秘密侦查的准则》中就规定,特情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反间谍案以及查禁赌博、贩毒、走私军火以及反恐等方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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