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除了严格限制的几种例外情况外，如被追诉人违背诚信原则而作伪证、故意销毁对己不利的证据等，对被追诉人不利的再审一般是禁止的。因为有这样一个理念：“公权力一次用尽”。比如说为什么非法证据一定要排除？理由之一就是非法取得证据的过程中，公权力已经使用了一次，公权力已经用尽了，因此就不能再取证了。如果没有“公权力一次用尽”理念，就等于是认可滥用公权力。为什么一定要限制公权力的使用次数呢？如果把公民犯罪认为是公民犯了一次错误，把错误行使公权力也认为是犯了一次错误的话，那么，为什么可以原谅公权力用错了，公权力可以重头再来，而公民犯罪的错误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非要追究呢？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所犯错误的危害性要远远小于国家所犯错误的危害性，因此，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所防范的重点是公权力的滥用。“公权力一次用尽”理念，作为现代宪政和法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和公民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可见，在我国要确立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要确立公权力一次用尽理念，然后还需要一系列建立在现代宪政基础上的配套制度相支持。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景，我们要有一种理性的期待。回顾德国制定民法典的历史，萨维尼之所以反对制定民法典，就是因为他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目前是修改刑事诉讼法，他们是制定民法典，情况不完全一样，但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我们都要考虑法律的本质及法律得以确立的基础。萨维尼说：“法律的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个性的丧失而消亡。立法的任务不外乎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善于保存与肯认。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藉由一个详尽无疑的立法制度，即刻创造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价值。”[12]这几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我们现在只是一味地为立法而立法，为修改法律而修改法律，不论如何强调与国际接轨或者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都不是理性的表现。因此，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法律实务工作者，都应该多做一些田野调查，都要尊重和关爱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要直视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只有这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才可能真正具有生命力。
 
【注释】
[1]（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55页。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9页。
[4]（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7页。
[5]（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91页。
[6]陈兴良：《刑法理念导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7]郭云忠：《刑事诉讼谦抑论》，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
[8]（英）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9]（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惩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10]（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11]何海宁：《难倒法官的骗保案》，载《南方周末》2005年9月25日第A6版。
[12]（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9、24页。

作者简介：郭云忠，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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