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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更新时间 2009-4-2 14:53:06 点击数:

一、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后能够得到救济的途径相对较少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生产、交换、分配的目的与归宿。它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大方面。其中,生活消费与基本人权直接相关。在盛行“消费者主权”和基本人权的今天,生活消费作为人类的基本需要,自然成为法律必须加以规制的重要领域。在经济学上,消费者是与政府、企业相并列的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三大主体之一,是与企业相对应的市场主体;在法学上,消费者是各国的消费者保护法的最重要的主体,也是经济法的重要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对消费者的范围做出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法律保护”。和消费者概念相伴而生的是消费者权益。所谓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受到保护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应该得到的利益。消费者权益的核心是消费者的权利,其有效实现是消费者权益从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后能够得到救济的途径相对较少。在我国,消费者权益受侵害后,除了所谓“协商”和其他一些非正式的解决问题渠道之外,当前消费者可利用的正式救济程序有两种:一是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投诉;二是向法院起诉。但事实上,由于前者力量过于薄弱,而后者运用成本过于高昂,一般情况下,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在救济机制缺位或者运转失灵的情况下,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无从得到实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成了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也恰恰是因为多数消费者的“忍气吞声”,在某种程度上也纵容了不法商家兜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劣质服务。在对不法商家进行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之外,我们更应当检讨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的五种解决途径,但实践中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就是存在机制上的缺陷,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

二、消费者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消费者问题不突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保护自己作为消费者权益的意识。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产品虽然很不丰富,水平也不高,但是产品质量一般是有保证的,这与公有制经济体制和经济的集中管理有关。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不高,消费问题不突出。但自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分散化,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复杂化,消费者在得到日益丰富的供给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问题的困扰和伤害。如:产品质量低劣、商品假冒、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价格欺骗广告误导,以及侵犯消费者人身权利和自由等。具体来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生活、生产消费品都是国家的企业供给。中华大地上只有两种所有经济所有制成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当时真可谓普天之下莫非“民”之土,所有的生产出的消费品包括生产消费品的工厂都是全民的,真可谓“肉烂在锅里”,是好是坏都是自己的。当时生产品都是国家无偿供给,生活品十分缺乏,而且都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品质好坏相当容易辨别。当时不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利益动力的推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所得的利润都要交给国家,利润的所有人是国家。在这样的利益背景下,整个市场其实只有一个主体即国家,没有一个利益基础去驱动企业拼命的去追求利润。

(二)改革开放后消费者问题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大量下乡知青的就业问题来保证国家的稳定,国家开始允许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大量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和繁荣大大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他们提供了大量更贴近百姓生活的生活消费品。随后私有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最终在十四大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私有经济意味着投入和产出都由自己承担。利益驱动机制从此产生,利益驱动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的经济成就充分肯定了此机制的伟大魅力,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由正反两面组成的,利益推动机制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生产销售者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不惜以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为代价就是其中一个弊端,从此消费者保护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科技的发展,琳琅满目的高科技产品的接踵而至更加剧了这一利益矛盾,信息的不对称、单个消费者的势单力孤使得消费者明显处于对峙双方中劣势的一方。此时,作为利益调停者国家应该通过均衡双方的力量的方式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三、消费者权益的国家保护应当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途径

(一)消费者权益国家保护的现状

 “国家决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 “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来的历史,它们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国家在现代社会中更为活跃,“国家要提供个人需要的社会安全,要为公民提供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条件的各种给付和设施;最后,为了保证社会公平、保持或者促进经济结构的繁荣,国家还必须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全面的干预。国家是其他主体发生利益纠纷时候的调停人。之所以成为利益的调停人,是因为他的权力,一种另其他主体惧怕的权力。它就象高高在上的法官来分配着各方的利益,人们之所以折服于他正是在于他无与伦比的权威和良好的信誉基础。国家均衡双方力量的办法无非就是通过法律,赋予一方更多的权利和给予另一方更多的义务。而法律手段主要就是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入手。笔者认为,国家对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主要从两个方面去完善。第一,在立法层面建立更加完备的配套措施。第二,在执法方面要严刑峻法。

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章的规定,国家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立法方面的保护。国家在指定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时,应该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此外,立法机关在把消费者政策上升为法律时,也应该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第二,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保护。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水平直接相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保障安全权的重点确认和保护。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除对各级政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义务作出规定以外,还特别强调政府的一些具体职能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义务。根据该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听取消费者及其社会团体对经营者交易行为、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意见,及时调查处理。第三,在惩处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的保护。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惩处权力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惩处经营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务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及时、有效地惩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

    (二)参照国外成功经验的误区

中国很多方面的改革主要参照的是美国。可是我们在学习美国各种制度的时候有的时候走入了误区。

第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把结果当作原因或者将一个很表面化的现象当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人研究现代美国的某种制度后就得出一些很表面化的结论,比如很多学者把西方法治的原因归结于民主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如果研究一下西方各国历史的发展便可知,这些国家开始法治建设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民主只是法治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法治是民主的结果。此外,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哪一个政府不腐败。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

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的学习西方的制度而忽略此制度在西方社会的背景和社会条件。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条件下盲目搬进西方的制度无疑于引进了又一个可能更大的隐患,使将来的麻烦更大更错综复杂。如果只是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而没有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可以说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而且会把我们带进更家窘困的境地。就象有些学者极力鼓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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